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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性與理性的結晶
　　像霧，像雨，又像風。

　　這是許多親身遊歷過法國的異域遊人所帶走的最不成印象的印象。他們可以為艾菲爾鐵塔的壯美和尼斯海灘的旖旎風光而心曠神怡，可以徜徉於羅浮宮、凡爾賽宮的藝術氛圍之中而恍惚回溯到本世紀前的典雅瑰麗，可以品著一百五十年前的干邑白蘭地而體驗到法蘭西那古久的醇香和浪漫，甚至可以面不改色地置身於巴黎現代美術館那些抽象得一塌糊塗的線條、色塊之中而故顯其心領神會地附庸「瘋」雅。

　　但無論他們如何自以為是地以為已將法蘭西的智慧了然於心，對於那些活生生、隨處可見的法國人，他們卻只能三緘其口，或尷尬地搖搖頭，低聲慨歎：看不懂的法國佬！

　　關於法蘭西的代表是什麼？不用說外人，就連法國人自身也未文都能讀得懂自己。著名的歷史學家、政治家托克維爾在其《舊制度與革命》一書中就曾為自己的民族下了這樣的斷語；「一個固守原則，本性難移的民族，以致從兩、三千年前畫的圖像中還能把它辨認出來；同時又是一個想法和愛好變化無窮的民族，最後變得連它自己也感到意外。」

　　五千多萬來源複雜的民族構合，綿延千年的歷史文化沈積，多種文明要素的匯合撞擊，固然是造成法蘭西民族智慧形象紛繁深厚、斑駁龐雜的原因；但探其究竟，最為根本的還是在於這片土地上生活著的豐富多采的人―—他們的思維方式和內心情感。

　　由此，我們找到了理性和感性這兩個既無法界定，又無向無度的量，交叉構築了一個社會心理學的坐標體系；然後，小心翼翼地把我們的主人公置乎其上，冀圖以此來定下其坐標，把握其智慧附。不曾想，剛一鬆手，主人公便如脫韁的野駒，在理性的波峰與感性的浪谷之間狂奔起來。惶惑情急之中，便抓起一個個法蘭西的智慧形象押在坐標系上―—上至路易十四、拿破崙、伏爾泰和莫奈，下至無影無形的一般民眾，從巴黎市民到鄉下農民，從政客到士兵，從男人到女人―—真實的和虛幻的，外顯的和內隱的，崇高的和庸俗的，無一不透析出法蘭西智慧的某一側面。

　　然而，很快我們就發現，這些智慧的閃光點同樣匯入了先前的波動之中而變得捉摸不定。無可奈何之間只餘下兩片印象：朦朧如霧般的迷情、急急如風般的激情。

　　耐心地品著這兩片印象，逐漸開朗起來，那些躁動於理性―—感性坐標之上的智慧形象開始劃出一條有跡可循的光滑曲線。儘管這條曲線實在是「曲」得不能再曲了，我們畢竟從中探究出法蘭西智慧的某些端倪，那種搖擺於理性與感性之間如履薄冰的微妙平衡，那種面對從最感性到最理性的陡然落差，依然能信馬遊崗，從容過渡的精湛技藝，那種為追求自我理念的價值重現而不斷去張揚、壓抑、反抗、融合理性與感性的執著精神，都無一不在向世人展示著一種獨具風韻的法蘭西智慧。
 

法國式的表和象
 
公雞和鳶尾花：思維的智慧表象
 
洞房花燭夜，新娘問身旁的新郎：
 
英國新娘―—我們的孩子，你要他念劍橋還是牛津？
 
德國新娘―—親愛的，你睡著了嗎？
 
中國新娘―— 從今晚起，人家就是你的人了，死活也要在一起。
 
日本新娘―—對不起！服侍得不好的地方，請原諒！
 
法國新娘―—我美嗎？
 
在我們這個社會裡，每一個能數得上號的民族似乎都被人貼上一個標籤―—英國人的保守、德國人的嚴謹、美國人的自由、中國人的傳統與中庸、日本人的多禮和武士道，當然還有法國人的浪漫。
 
這些標籤的模糊性常常使人們誤入一個模式化的虛象。上面這則幽默便是人們根據這個模式的虛象設計出來的。但它至少反映了一個事實：
 
一個民族是可以提煉出一個共同的文化精神群像的。法國社會學派創始人杜爾克姆(1858~1917)把這個精神群象定義為集體表象，意指由同一社會的成員平均所共有的信仰和感覺的總和所構成的具有自己本身的生活的一定體系。他認為，社會生活完全是由集體表象構成的，特別是道理、理想和信仰等集體情操；它們是一個民族或社會的靈魂。「這些表象在該集體中世代相傳；它們在集體中的每個成員身上留下深刻的烙印；同時根據不同情況，引起該集體中每個成員對有關的客體產生尊敬、恐懼、崇拜等等感情。」
 
上面那則幽默給我們的另一個啟示便是：通過話語，我們可以得到一個民族靈魂的大致印象。因為集體表象正是通過符號(包括話語、文字、行為等)產生並存在的，符號為我們從外部觀察集體表象提供了可能。而任何一個社會的制度、風俗和文化行為都同一個民族的思維方式緊密相關。這種思維方式不是個體的，而是集體的共同思維。因而，我們看到的符號，從本質上講是集體表象背後的思維方式的符號表象。
 
每一個國家都有自己的國花和國鳥。但如果人們試圖通過這個符號來意會這個民族的集體表象或民族性格，得到的仍是模式化的虛象。只有把視線集中於這些花鳥是如何從最普通的植物和動物上升為國花和國鳥的過程，我們才能把握一個民族最本質的思維方式。